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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语里的往事
老家有句俗语,叫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盼种田”。儿时常听长辈们念叨,却不甚了了;长大了忙于工作和生活,也未及细究;直到如今想起,才觉得这句承载了千百年人世沧桑的乡音里,珍藏着许多令人感叹的故事。于是踏着昔日的足迹,由过年到种田、从少小到白头,在故乡的山野阡陌间再走一遍,往事便如风而至。
说“小孩盼过年”,很直观、好理解,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小时候生活苦,平常节衣缩食,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、吃美食、放鞭炮、收红包、接客人、走亲戚,而且年三十至初二即使说错话做错事,大人们都不打骂孩子,只会好好跟你讲道理,还有十天半月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,这对以爱动爱闹爱美爱吃爱玩爱想为天性的孩子们来说,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,盼过年、年年过,过了还想过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而“大人盼种田”,更需从当时的实情出发去领会,否则还真有点让人费解。旧时代,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长期的农耕社会,生产力低下导致物资匮乏、民生清苦,但传统的过年习俗日益兴盛,很多人家生活本来就拮据,过年的一大笔开销对他们来说不啻是道望而生畏的门槛,所以春节又被称作“年关”。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一个不比别人差的开心欢乐年,大人们即便举债也要竭尽全力地置办年货。等到春节过完了,仓廪里也渐渐空了,乡亲们又开始下田劳作,期盼着能够风调雨顺、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,用自己一年的辛苦换来下一个春节合家的喜庆与欢乐。这,或许就是“大人盼种田”的本意吧。
记事时,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百姓生活趋于安定之际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的乡村,就像一幅工笔重彩、淡雅清新的杨柳青年画,宁静祥和、莺飞燕舞,农民们在自己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再也不用交租,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那些年春节餐桌上的饭菜很丰盛,过年不仅小孩穿新衣大人也有份(这是丰年,歉年只给孩子做,大人则以“旧衣服拜新年,一年高一年”寄望之)。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平时仍很节俭,“常将有日思无日,莫待无时思有时”,是长挂嘴边的口头禅;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,备灾备荒是他们的老习惯。好在农村里历来有“亲帮亲邻帮邻”的传统,每到春耕时节,邻里间都会搭帮插秧种田,主人家则会尽力筹办好酒好菜,像伺候工匠般地款待来帮工的亲邻。当时的互助组和合作社,正是沿袭了这种做法,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好劳力,十天半月转下来,累是累点,“口福”却绝不比过年走亲戚做客差。我想,这也许是“大人盼种田”的另外一种含义。
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,“总路线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人民公社”三面红旗竖起来,“拔白旗”、“放卫星”、“办食堂”,砸锅、砍树拿去“炼钢铁”,起先还有白米饭吃,过年了也能从食堂里分到大锅煮的鸡鸭鱼肉,但是随着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、“一天等于二十年,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豪言壮语和“深翻土地”、“移苗并丘”等荒唐做法导致粮食大量减产甚至绝收,第二年一开春就要国家调剂才有得吃,食堂办不下去了。紧接着又遭受自然灾害,进入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“吃六两”、“吃四两”(每人每天的用粮定量),连苞芦蒲、葵花叶都拿来磨成粉充饥,那日子,不好过。幸亏六一年搞“三自一包”、“百斤粮”,才把乡亲们从饥饿线上拉回来。
回顾这段历史,真令人感慨万千。还记得,五九年初在学校食堂吃饭时,由于玉米糊太稀薄,孩子们捋起袖子在大木桶里抢捞粉疙瘩;有同学嫌煮熟的苞芦棒子太老咬不动,当作手榴弹用力往外扔;晚上放学回家后,母亲准会拿出一小碗玉米面疙瘩,让我和姐姐“再吃点”,那是她和父亲耽心我们在学校吃不饱,特地从大队食堂分到的晚饭中预留的。尤难忘,“三年困难”中,父母亲吃糠咽菜,把仅有的一点点口粮省给“正在长身体”的我们,姐姐有时也和大人们一样吃那种确实难以下咽的食物,比如棕树籽饭、蕨茎根(乌勒渣)粿,却从来都不让我碰。有一天我偷偷在竹篮里拿出一个乌勒渣做的粿,与小堂哥两人坐在大门口分着吃,只咬了一口就卡在喉咙头齐齐呕吐起来,才知道父母亲是何等地爱我们。六一、六二年,父母起早落夜开荒种地,披星戴月插秧耘田,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家人不再挨饿,过年不愁吃穿。是他们,在特殊年代用特有方式教会我:生活里,困苦艰辛寻常事,不埋怨,莫蹉跎,敢于应对,学会化解,才能“年年难过年年过,事事无成事事成”;对子女,永远都是付出,从来不会索取,其情感天动地,其心日月可昭。始醒悟,没有“大人盼种田”,哪来“小孩盼过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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