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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忆趣
作者｜万民富
我生长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——淳安县鸠坑乡金塔村。我出生的第二年，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什么都追求“红”，所以村名改为红卫大队。
八岁学龄前,我们整天玩。到了学龄以后，才上学读书。大人们却不叫“读书”，只是说让我们到学堂里去“关关”。一般“关”到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，就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了。
那时，村村都办有小学，学费只需五角钱。小时候，看到哥哥他们去读书，回家后会唱很多歌，非常羡慕，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去学堂。八岁那年，到上学年龄了，我父亲用军绿色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，还在书包盖上缝了一个红五角星。我高兴坏了，开学第一天，就挎着书包蹦蹦跳跳去学堂。
那时是复式班教学，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在同一个教室。老师给三年级上课时，我们一年级就一起背过身去做作业；老师给我们一年级上课时，他们三年级就一起背过身去做作业。老师是村里的民办老师管和英。他既要教语文，又要教算术，还要教体育、唱歌、画画等等，全包。开学第一天老师就任命我当副班长，班长是三年级的管建忠。一放学，我就一阵风似地跑回家，高兴地把这个“好消息”告诉了妈妈:“我名字民富，大家叫我富富，老师就让我当副班长!”后来我妈妈还经常笑着讲起这件事。可是现在妈妈患了老年痴呆，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唉!
那时我们读书是很轻松的，学习内容很简单。语文第一课是“毛主席万岁”，第二课是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第三课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，第四课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”。算术则是先从简单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数字书写开始，再到加、减、乘、除。所谓体育课就是滚铁环、踢鸡毛毽子。画画课就是画人物头像。有一次我父亲去县城，给我买了一盒多彩蜡笔来，真让我如获至宝，喜出望外，一直舍不得用。唱歌课，管和英老师唱歌还是很好的，他教我们唱《东方红》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但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我们总会把第一句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”唱错成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《小扁担三尺长》，我至今都还会唱。 记得刚写“毛主席”的“毛”字时，我一直不知道中间应该写几横，只能一横横不停地写，写得就像一只毛毛虫。写“2”字则经常把方向写反了，搞得“2”“5”不分。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，只有语文、算术两本课本反反复复地读。后来学习“乘法口诀”，我们天天早上“一一得一、一二得二、一三得三、二三得六”地读《乘法口诀表》，背得滚瓜烂熟，至今记忆深刻。
早上一般8点半左右我们才慢悠悠地来到学堂上课，冬天则更迟。那时家庭条件一般都较差，衣服普遍穿不暖，有的同学甚至大冬天下雪天还穿着单衣单裤，穿着单布鞋，连袜子也没有。早上每人手捧一个火炉去学堂。上课时就把火炉放在脚下，脚踩在火炉上烤火取暖。有些同学布鞋鞋底湿了，或者袜子长年穿着不洗（那时基本上一年只有一双袜子，过年才有新袜子穿），在火炉上烘起来，整个教室都被熏得臭臭的，我们只能捂着鼻子听课。也有的同学因为家里穷，连袜子都没有，光脚板踩在火炉上，脚底常常被烤出许多泡泡来。上下课时间由老师自行掌握。课间，我们往往捧着火炉在教室外面晒太阳，大家就在火炉里煨玉米粒、黄豆粒、番薯条等，吃起来特别香。那时天气好像比现在要冷得多，特别是雪后，屋檐上往往挂着很多冰坨子，我们土话叫它“铃铃坨”。有一次课间，有几个同学居然爬到“气门脚”山上拔下几根很长很粗的“铃铃坨”来。不幸被老师发现了，就惩罚他们手里握着“铃铃坨”站在教室外面，罚他们一直站到手里的“铃铃坨”化掉为止，最后手都被冻得通红。
中午我们回家吃饭，下午再去上学。“五一”以后还有午睡课，同桌同学一个睡在桌子上一个睡在窄窄的凳子上，老师还要来检查。有些同学睡得很好，睡熟了经常会有同学翻身时从桌子上凳子上掉到地上来。也有些同学睡不着，但又怕老师检查，不敢吵。老师来检查了，就闭着眼睛装睡；老师一走，又偷偷讲话。特别是睡在凳子上的同学，往往在桌子底下搞小动作，甚至做鬼脸，引得发笑。有时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会引得整个教室哄堂大笑。笑声也会招来老师，抓住几个同学罚站。
那时作业也很少，下午放学，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，结伴蹲在路边石头边就把作业写完了，还可以相互问一问。作业写完以后往往还要去拔猪草，要拔满一便袋或一箩筐猪草才回家吃晚饭。 晚饭以后可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时光了。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只有独生子女，一家往往有三四个四五个多则甚至十几个孩子。小孩多，自然玩伴也就多。那时也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看。晚饭时小伙伴们各自捧着饭碗，大家或坐或站在一起吃饭，边吃饭边商量晚上的“活动”。吃完饭，碗一丢，大家就汇在村中操场上开始做“老鹰抓小鸡”“捕鬼子”或“躲人”等游戏。特别是“躲人”的游戏（也就是“捉迷藏”）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我们往往会藏在柴草堆、猪圈、厕所这些最黑最脏最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，一点也不怕虫、蛇、蜈蚣等叮咬。有一次，万三仙藏在猪圈里，还一不小心踩进猪尿摔倒在猪粪里，弄得全身臭烘烘的，回家免不了被她妈妈一顿臭骂和暴打。
这些游戏运动量都很大，往往要跑得满身大汗，我们一直要玩到很晚各自爸妈来叫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，然后一身疲惫倒头便到“爪哇国”。所以那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孩这样整天捧着手机盯着电脑、电视，而是整天在外面“野”，身体都很棒。
星期六星期天放假，我们一般都要去山上砍柴，因为那时家家都要烧柴灶。我们约好一起去山上砍柴。但到了山上，我们一般却不是先砍柴，而是先找吃的。那时是生产队集体，粮食是按出工工分分的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缺粮，吃不饱。山上有各种野果子，特别是覆盆子，味道极好。生产队地里夏天种有番薯，冬天种有萝卜，我们就“偷”番薯和萝卜吃。冬天霜打过以后的萝卜特别甜，至今想起来还齿颊留香。玉米（我们叫“苞芦”）收割以后，玉米杆堆在地里，玉米杆是甜的，那是我们的“甘蔗”。我们还会抓麻雀，抓到后拔毛开膛洗干净以后用南瓜（我们叫“北瓜”）叶包起来，捡来柴火生起火来煨。一般等到南瓜叶烤焦，麻雀肉也就煨熟了。剥开南瓜叶，麻雀肉鲜鲜嫩嫩的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小伙伴中徐银高特别爱吃，他爸爸是聋哑人，又驼背，妈妈身体也不好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整年吃不饱肚子，所以总想头想脑找吃的。后来他分配我们到各自家里“偷”盐“偷”油。那时每家每户一年才从生产队里分一次油，几斤油要一家人吃一年，非常珍贵。所以每年生产队分油时家家户户都特别小心，一般都由父亲小心翼翼捧着油盘像捧着生命一样捧回家，生怕洒掉一点。如果不幸把油盘打翻了，那全家一年都得没油炒菜了。我们拿油的拿油，拿盐的拿盐，麻雀肉煨起来吃味道更好了。
除了吃，我们还会演戏。下田坑口山脚有一块大石塔，像个戏台，我们给它取名叫“石戏台”。砍柴前大家轮流在上面演戏，其他的在下面观看。演得最多的还是万长亮。
那时讲究“封山育林”，有些山是禁止砍伐的，叫“禁山”，有专人看护。我们村是由老书记管国进看护。他每天腰里绑着一把柴刀在山里转悠，如果发现有人在禁山砍柴，就要没收。我们都很怕他，要去很远的山上砍柴，甚至要到严家村或青苗碣村去“偷”柴。有时严家村或青苗碣村人赶上山来，我们就挑着柴担倒起屁股逃。因为路途远，为了节省路上来回的时间，有时还要带午饭。所谓午饭，就是带几个苞芦粿，中午时间就在山上坐在地上吃。因为砍了半天柴，肚子里早已唱起了“空城计”，苞芦粿好像特别好吃。但是像我家邻居万长明，因为他们家孩子多，一年到头粮食都不够吃，他就只能带几个番薯当午饭。
砍柴时最怕的是遇到蜂和蛇。马蜂，我们叫“九里尺”，据说如果惹到它，会追人九里路，我们很怕它，避之唯恐不及。还有一种“地叮蜂”，一般把窝做在地面草丛里，很隐蔽，不易被发现。地叮蜂特别喜欢叮人眼皮，眼皮一旦被叮会立马红肿起来，红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，要很多天后才消肿。有一次我不小心踩到了地叮蜂窝，蜂从我裤管里钻进去叮了一口，腿肿得像水桶一样，害得我好几天走路都一别一别地。如果遇到蛇则更可怕，还好我只看到过蛇，全身青色的竹叶青蛇和有灰黑色花纹的蕲蛇都看见过。村里老人说，人如果被蕲蛇咬到，走五步必倒地而死，所以又叫“五步蛇”，非常可怕。但幸运的是我从没被蛇咬到过。有一次还和堂哥宝明一起打死了一条小蛇。小蛇被打死后，我们随便把它扔到了路下。回家后，我堂哥把打死蛇的事和人说了，那人说“看见蛇不打，烂脚管；打死蛇不安（安葬），烂心肝”，这可把我堂哥吓坏了，急忙来找我。我一听也吓坏了，于是两人一起戴着雨帽冒着大雨去原地，找到那条死蛇安葬了，才安心地回家。
砍完柴以后，我们捆好柴整理好，大家才一起挑着柴担“一字长蛇阵”地回家。一路上要歇几次力，歇力时第一个人大喊一声“歇力”，于是大家都一起停下来，拄着柴担站成一排拉小便，我们叫“出虹”。每次到村口，还必须最后歇一次力，再出一次“虹”。一到村里，老人们总要笑着说“鸟窠来了!鸟窠来了!”认为我们柴砍得少，取笑我们的柴担小得像鸟窠一样。
回到家，把柴担一放，我们这些小伙伴又在一起玩“跳圈”“做子”“打棍”的游戏。 “打棍”需要在操场或晒谷坦这些大的场地才能玩，先要取两根手指般粗细的木棍，一根木棍搁在两块石头中间，用另一根木棍尽力把地上的木棍挑远，然后把手里的木棍搁在两块石头中间。其他人则在对面远处用手接住飞来的木棍，然后瞄准那根搁在两块石头上的木棍，扔中了就算取胜。这些游戏都需要手脚的协调。
现在想来，“打棍”其实是一项很危险的游戏。为了不让对手接住木棍，有些人挑得非常有力，木棍飞来力量很大，甚至有被飞来的木棍击中眼睛的。但更危险的还是有一次我二哥和管士祥、万才良几个小伙伴砍完柴到水库里游泳。水库水很深，又冷，很容易抽筋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件事后来让我爸爸知道了，非常恼怒，要打我二哥。二哥很害怕，就逃出去躲起来。我爸爸到处找，但到很晚都找不到他。我爸爸怀疑我二哥和我大哥通过气，知道他的藏身处，就让我们也去找。实际上我们哪里知道他藏在何处?天那么黑，地方那么大，简直像大海捞针。我和大哥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找乱叫，走到生产队一个打稻筒边，听到我二哥低声叫我们，原来他就躲在打稻筒里。我和大哥把二哥带回家，结果我爸爸也没有再打他。大概是吓唬一下，让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去水库游水。
暑假则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早就盼着放暑假，一放暑假，姚家潭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天然游乐场，是我们的“天堂”!姚家潭是村中心的一个大水潭，特别是下大雨洪水过后，水流很大而且非常清澈，几乎全村的小孩子都在这里玩水。我们几乎整天都泡在水里，游水、潜水、打水仗，叽叽喳喳的喊叫声和打水声混杂在一起，几乎终日不绝。晚上男人们劳动回家，也会来这里洗澡，来洗掉一身的汗水和一日的疲惫，妇女们则来这里洗衣服，更是热闹得很。我们小孩子则更来劲，有时游到妇女身边，故意用力打水，水花溅得她们一身，被她们嘻嘻哈哈地一顿“臭骂”。还有爱出风头的，从潭边公路上往下跳水，激起更大的水花。但也常有“不幸”发生，有时恰好跳在别人身上，痛得别人龇牙咧嘴，说不定就要打上一架。更有不幸的是跳下来头撞在了石头上，鲜血直流。
后来，家中大人们怕我们整天玩水，水气太重，就规定我们上午九点钟才能下水。圆圆的爸妈很宠他，怕他出意外，从不让他下水。于是我们就派他专门在合作医疗社看时间（村里只有这一只钟），我们则在潭边脱光衣服裤子做好准备。九点钟一到，圆圆大喊一声“九点钟到了!”我们就立马跳进水里，尽情地玩水。万才良是家中独子，他爸妈很宠他，怕他玩水太久身体不好，他妈妈几次来叫他回家，他都不听。有一次他妈妈就把我们藏在稻草下面的衣服裤子全部搜了去。后来等我们玩够上岸，才发现衣服裤子没了，只能一个个赤身裸体双手捧着“小鸡鸡”坐在溪滩上不敢回家。
夏日的晚上，村中央木桥下是我们的另一个“乐园”。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，溪水潺潺，凉风习习，蛙声阵阵。我们把木桥下的铁索当作秋千，双手抓着坐在铁索上，几个人推，荡荡悠悠。但有时也会因为荡得太高、手没抓牢而摔下来，摔得鼻青脸肿。
那时暑假除了很少的一点所谓的“暑假作业”，还要求我们适当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。早上，我们往往要随大人们“打早趟”去山上拔豆，拔好一担豆挑回家才能吃早饭。白天在田里割稻，低头是稻杆散发出的霉臭气，背上是毒辣辣的太阳暴晒着，汗如雨下。但抬头看到天空中有蜻蜓、燕子在头顶上低飞啄虫，也别有一番乐趣。为了赶“双抢”（抢收抢种），生产队有时晚上还要“开夜工”，在田野里架起探照灯，拖拉机、打稻机机声隆隆，大家边割稻边说笑，还要比赛，你追我赶，真是热闹非凡!
那时我们唯一的“现代化”乐趣就是看电影。放电影的是细坑人钱金贵。他黑红的脸庞，头发油黑发亮。在我们小孩子的眼中，金贵是最漂亮的“好子弟”。当时人们的衣服普遍是补丁加补丁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他却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中山装，真是“出类拔萃”的。我们知道，只要金贵来就有电影看了。那时，除非下雨下雪，大部分都是放露天电影。于是我们小孩子早早就背着家里的长凳和短凳一排排放好占好位置，然后整天就在那里“看”自己的凳子，生怕被别人换了位置。有时还会为了抢占位置而“大打出手”。金贵一般一来都在管圣忠家，所以放什么电影的消息管圣忠是最“权威”的。但无非也就是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奇袭白虎团》等样板戏，或《南征北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英雄儿女》《奇袭》《三进山城》等战争片，反反复复地放，有的看得几乎都能背下来了。到了晚上，全村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起，喧哗声、大人打骂孩子声、小孩哭闹声交汇在一起，此起彼伏，一起等着金贵来。金贵往往喝得脸红红的，醉醺醺地姗姗而来。也有些小孩已经等不及，早已到“爪哇国”里报到去了。 看了电影，我们小孩子往往学着在家里放电影。在墙上挂一块白布当幕布，在玻璃上画上人物或图案，然后用手电筒把它照在白布上。但遗憾的是，即使在玻璃上画了彩色图案，但照射在幕布上却还是黑的。有一次，我偶然在幕布反面居然看到了彩色，真是大感意外，所以后来我们都在反面看。
我们还学着演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护士日记》。学着电影里一样封“司令”“军长”“师长”“旅长”“团长”等，和溪滩对面的小孩子打夜仗。那时，村里办了扫盲夜校，晚饭后人们都要到夜校上文化课。我们刚看了《渡江侦察记》，于是也学着在桥头分列两边“检查”来上夜校的大人们，只有“检查”通过了才放行。大人们大多也很配合我们“检查”，但也有些不大配合，笑嘻嘻地把我们“臭骂”一顿。
那时公社里除了放电影的钱金贵以外，就数开拖拉机的驾驶员邵家人汪中和威风了。当时整个公社只有一部拖拉机，所以只要见到拖拉机，我们都要拼命追着爬上车斗。我们人小个矮，但爬拖拉机车斗是有技巧的，要双手扒住车斗沿，双脚一纵，然后身体就势滚进车斗或被人拖进车斗。如果能追到爬上车斗，那是格外“威风”的。但驾驶员汪中和为了不让我们追上，也拼命往前开，有时还会把我们甩下来重重跌在公路上，他也不管不顾，自顾自往前开。我们总要追出很远一段距离，才悻悻而归。但那时公路很差，特别是曹家岭，岭高弯急路窄，拖拉机经常翻车。有一次一拖拉机车斗人翻下，徐银高跌破了头骨，又没钱治疗，过了很久才痊愈。但也留下了后遗症，跌破的头骨处长不出骨头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脑髓在头皮下跳动。我们都喜欢用手去按，软软嫩嫩的，他也不拒绝。因为他半个脑袋头发没了，所以我们笑称他为“老半”。
我们的学堂最早就在我家后门五十来米，后来搬到了村头一个因屋主移民到江西而空置的民房内，后来又搬到地主万全被没收的房子里，最后又搬到万家祠堂里，几经搬移。老师则经历了管和英、管圣明、管士明、万明生。管和英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教得很好，威信很高，我们都很怕他，远远看见他，我们就要逃。甚至到现在我们自己也已经年过半百了，但一看到他，心里还是有点怯怯的。
尽管那时的物质条件非常贫乏，生活清贫，但我们的童年生活，却充满了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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