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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为何一直叫“中国”?荐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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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22-6-26 14:2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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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

       冯天瑜(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;

        聂长顺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)

“中国”一名,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,含义多有流变:从先秦的“中央区域”“城中”“邦国”“都城”之义,汉唐的“中土”“中原”之称,再到近代演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,不仅词形“中国”传承不辍,“居中”词义也一以贯之。

“中国”词义的演绎,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——从“天下中心”观走向“全球一员”观,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。

新的一年,让我们重新了解“中国”!

一、“中国”得名

“中国”一词较早出现于周初。1963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“何尊”(名“何”的宗室贵族之祭器),尊内底铸铭文122字,记述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,营建成周(今洛阳),铭文转述武王廷告辞云:

武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曰:余其宅兹中国,自兹乂民。(武王克商后,在庙廷祭告上天曰:我要住在中国(天下的中央),由此统治民众。)


2022年1月26日,“何以中国”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,观众欣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“何尊”。图|中新社

这是迄今所见首出之专词“中国”,意谓“天下之中央”。此“大邑商”指商朝(“邑”训为“国”),因居中原,又称“中商国”,简称“中国”,甲骨文学者胡厚宣说:“商而称中商者,当即后中国称谓的起源。”

故周武王称自居“中国”,是对商代即“中国”的承袭。较早的传世文献《尚书·周书·梓材》亦有“皇天既付中国民,越厥疆土于先王”的用例,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孟子》等先秦典籍也多用“中国”一词。

据学者统计,载“中国”一词的先秦典籍25种,共出现178次——作“京师”义的9次,“国境内”义的17次,“诸夏领域”义的145次,“中等之国”义的6次。

“中国”初义是“中央之城”,即周天子所居京师(首都),与“四方”对称,如《诗经·民劳》云:

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(百姓够劳苦的了,也该享受一下安乐了。抚爱这些京师人,用来安定四方。)

毛传释曰:“中国,京师也。”《民劳》篇四次出现“惠此中国”,其“中国”皆指京师。战国时孟子追述,舜深得民心、天意,“夫然后之中国,践天子位”。

这些用例的“中国”,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,即京师,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东汉刘熙(约生于160年)之说:帝王所都为中,故曰中国。

上例为本义京师的“中国”,以后又有多种引申:初指西周京畿地带,继演为诸夏列邦,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、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。如《春秋公羊传》载“南夷与北狄交,中国不绝若线”,这里的“中国”即指中原一带,西周时主要包括宋、卫、晋、齐等中原诸侯国,此义的“中国”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,包括长城内外,北至漠河,南至五岭、海南岛,西及葱岭,东临沧海的广大区间。

此外,中国还派生诸义,如指国境之内;中等之国;中央之国;等等。

以上多种含义之“中国”,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“四夷”对称的诸夏义的“中国”。

如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序》云:

《小雅》尽废,则四夷交侵,中国微矣。

南朝宋刘义庆(403—444)在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云:

江左地促,不如中国。

诸例“中国”,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,即中央之邦。其近义词有“中土”“中原”“中州”“中华”“中夏”“诸夏”“神州”“九州”“海内”等。近代通用之“中国”,指以华夏文明为源泉、中华文化为基础,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。

二、历史演绎之疆域

1. 疆域变迁

“中国”是一个历史概念,其所指范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异动。

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,形态为“天圆地方”,古人把“中国”安置在这个“天圆地方”的世界之中央。以周代论,“中国”是以王城(或称王畿)为核心,以五服(甸、侯、宾、要、荒)或九服(侯、男、甸、采、卫、蛮、夷、镇、藩)为外缘的方形领域,作“回”字状向外逐层延展,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。

【注:“服”指祭奠死去亲属的服丧制,以丧服及服丧时间表示亲属之间血缘远近及尊卑关系。】

在西周及春秋早期,“中国”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,包括周王朝、晋、郑、齐、鲁、宋、卫等地,秦、楚、吴、越等尚不在其内,至春秋中后期以至战国,这些原称“蛮夷”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,便要“问鼎中原”,试图主宰“中国”事务。至战国晚期,七国都纳入“中国”范围,《荀子》《战国策》诸书所论“中国”,已包含秦、楚、吴、越等地。

秦一统天下后,“中国”范围更扩展至长城内外、临洮(今甘肃)以东的广大区间。班固(32—92)说:“及秦始皇攘却戎狄,筑长城,界中国,然西不过临洮。”

汉唐以降,“中国”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,诸正史多有描述,略言之,秦汉以下的大一统王朝,“中国”包括东南至于海、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。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:北起萨彦岭,南至南海诸岛,西起帕米尔高原,东极库页岛,约1380万平方千米。

19世纪中叶以后,帝国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,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,使领土上避免更大损失。今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,仅次于俄罗斯、加拿大,居世界第三位。

2. “王者无外”

自先秦,已形成“天下一家”观念,认为天子是诸侯共主,诸侯国(外)土地皆归天子(王)所属,这便是“中国”疆域的“王者无外”观(帝王以天下为一家,四域皆在王者治下)。此语初出《公羊传》:“天王出居于郑。王者无外,此其言出何?不能乎母也。”

秦汉大一统,“中国”疆域“王者无外”说更为张大。东汉班固《东都赋》云:“识函谷之可关,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。”晋葛洪《抱扑子·逸民》:“王者无外,天下为家,日月所照,雨露所及,皆其境也。”把“日月所照,雨露所及”之处皆纳入中国之境。唐宋普遍承此认知,杜甫诗云“王者无外见今朝”;宋人田锡云:“日南万里,设都护以怀柔;漠北五原,化单于之犷骜。有以见王者无外,书轨大同。”

以文化一统,导致天下一统,是古华夏的一种流行观念,认为凡有“向礼”之心,夷狄即归向“中国”,这是“王者无外”疆域观的一种思路;同时,华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,达成天子“四海为家”,是“王者无外”疆域观的又一种思路。

这是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中国观的铺演。这种虽宏大却模糊的中国观,影响久远,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正,逐步规范进较具体真切的“中国”框架之内。

三、历史演绎之文化

1. 地理中心-政治中心-文化中心

“中国”原指黄河中游(包括汾河、渭河、泾河、洛河等支流河谷)这一华夏族的活动区域,时人认为地处天下之中,故“中国”具有地理中心意味;因都城建此,又衍出政治中心义;由于文化发达,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。

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(前340—前295)仿行“胡服骑射”时,如此论“中国”:

中国者,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能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

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“中国”“蛮夷”关系的辩论中,阐发了“中国”的文化中心内蕴。此后两千余年间,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“中国”。

自先秦以至汉唐以迄明清,这种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,一直延传下来,并得到强化,“四夷宾服,万国来朝”是“中国”历代统治者的期待。直至近代遭遇工业化西方入侵,朝野还迟迟未能摆脱此种自我中心主义。

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(1818—?)1868年出访欧洲(其时清朝已遭两次**战争打击,被迫出使泰西),外人问及“中国”的含义,志刚答曰:

中国者,非形势居处之谓也。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所传,以至于今四千年,皆中道也。

此言淡化“中国”的地理中心义,强化其文化中心义,将“中国”释为“中道”,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,志刚云:“英吉利富强已极,颇有持盈之虑”,“法郎西夸诈相尚,政以贿成”,皆不合中道,故不为中国所尊敬。

2. 文明中心多元论、文明中心转移论

在“中国者,天下之中”观念笼罩的时代,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。

自周秦之际,华夏文明向东、西、南、北方向拓展,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,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,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“中国”并非凝固不变的,中原并非永远先进,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(1613—1682)指出:“历九州之风俗,考前代之史书,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!”

这里将“中国”与“外国”对称,而且“外国”(指周边夷狄)有超过中国的地方。

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(1619—1692)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,他在《读通鉴论》《思问录》等著作中,对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,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,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,证明华夷可以易位,“中国”地位的取得与保有,并非天造地设,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。

王夫之还指出,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,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,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:天地之气,衰旺彼此迭相易也。太昊以前,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。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,必有一方如唐、虞、三代之中国也。

认为上古时“中国”之人如同禽兽聚集,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,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。

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81年5月在“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”上,就如何把握“中国”这一概念,有几点说明:

其一,我们的祖国“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,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”;其二,“既不能以古人的‘中国’为历史上的中国,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”;其三,中国“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,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”。其说有助于澄清关于“中国”的认识。

四、“万国之一”的“中国”

以“中国”为非正式国名,与异域外邦相对称,首见于《史记》载汉武帝(前156—前87)派张骞(约前164—前114)出使西域:

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,皆大国,多奇物、土著,颇与中国同业……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,四道并出。

这种以“中国”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,汉唐间还有例证,如《后汉书》以“中国”与“天竺”(印度)并称;《唐会要》以“中国”与“波斯”“大秦”(罗马)并称。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。

“中国”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,萌发于宋代。

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,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,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;宋则不然,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——辽与西夏,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、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,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,宋朝一再吃败仗,以致每岁纳币,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,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,故宋人所用“中国”一词,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。

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的石介(1005—1045)首次以“中国”作专论:

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,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。四夷外也,中国内也。

四夷处四夷,中国处中国,各不相乱。

石介虽仍持“内中外夷”观念,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,强调彼此独立,“各不相乱”。宋以后,“中国”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。

一个朝代自称“中国”,始于元朝。元世祖忽必烈(1215—1294)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,称己国为“中国”,将日本、高丽、安南、缅甸等邻邦列名“外夷”。明清沿袭此种“内中外夷”的华夷世界观,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“中国”一词,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。

时至近代,国人逐渐从“往日之观天坐井”,变为“测海窥蠡”,中国观发生变化。

清末郑观应(1842—1922)突破“王者无外”、中国在世上“定于一尊”的传统观念,指出,国人必须“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”,方能改变“孤立无援,独受其害”的窘况。

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梁启超论及中国积弱“发源于理想之误者”有三,其二为“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。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,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,而至今无一国名也。夫曰支那也,曰震旦也,曰钗拿也,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,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。曰唐虞夏商周也,曰秦汉魏晋也,曰宋齐梁陈隋唐也,曰宋元明清也,皆朝名也,而非国名也。盖数千年来,不闻有国家,但闻有朝廷。”

同年梁启超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中再次痛议:

吾人所最惭愧者,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。

与无国名相联系,还有无国旗、无国歌等尴尬情形,至近代方逐渐得以改变,“中国”作为国名开始确立。

五、民族国家之“中国”

民族国家意义上的“中国”概念,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。

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“民族国家”(nation state),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。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,1648年西班牙、神圣罗马帝国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、法兰西波旁王朝、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,签订《威斯特法利亚和约》,承认诸国领土、主权及国家独立。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,被誉为“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”之一。

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,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(如俄罗斯)打交道,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,“中国”便为首选。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。

彼得一世(1672—1725)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,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(1654—1722)时的清朝军队遭遇,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(俄方称《浧尔琴斯克条约》),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,译成汉文是:“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”,与后文的“斡罗斯(即俄罗斯)御前大臣戈洛文”相对应,康熙朝敕修《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》,言及边界,有“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:河之南岸属于中国,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”等语,“中国”是与“鄂罗斯”(俄罗斯)对应的国名。

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,此后清政府仍在“华夷秩序”框架内处理外务,如乾隆皇帝(1711—1799)八十大寿时,与英王乔治三世(1738—1820)的往还信函中,英王国书恭称“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”,多次称清方为“中国”,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“中国”,通篇自命“天朝”。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(1760—1820)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。

可见,直至第一次**战争前,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“天下”观、“天朝”观,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、国际观。

至19世纪中叶,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,古典的“华夷秩序”被近代的“世界国家秩序”所取代,“中国”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,其“居四夷之中”的含义逐渐淡化。

汉文“中国”正式写进外交文书,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(1842年8月29日)签署的中英《江宁条约》(通称《南京条约》),该条约既有“大清”与“大英”的对称,又有“中国”与“英国”的对称,并多次出现“中国官方”“中国商人”的提法。此后清朝多以“中国”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,如中美《望厦条约》以“中国”对应“合众国”,以“中国民人”对应“合众国民人”。

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,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,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“中国者,天下之中”观念已日显其弊。具有近代意义的“民族国家”意识应运而生,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。

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,“中国”作为流传久远、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,被朝野所袭用。梁启超、汪康年(1860—1911)等力主扬弃中国为“天下之中”的妄见,但认为“中国”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,以遵从传统习惯,激发国民精神。

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、反帝国主义运动,更赋予“中国”以爱国主义内涵。

1900年9月24日,自强氏撰《独立论》,称“中国者,吾中国人之中国,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;保全中国者,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,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”。此后,此一句式广为使用。1905年还写入《同盟会方略》:“中国者,中国人之中国;中国之政治,中国人任之。”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“中国”,渐成国民共识。

梁启超更作《少年中国说》,高唱:

美哉我少年中国,与天不老!壮哉我中国少年,与国无疆!

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,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,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,简称“中国”,英文为China。自此,“中国”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。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亦以“中国”为其简称。“中国人民”“中国政府”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。

“中国”一名,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,其词义屡有迁衍:由初义“京畿之地”“四夷之中”,演为“中原”“中土”,乃至近代成为“万邦之一”的正式国家称号。“中国”词义的演绎,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——从“天下中心”观走向“全球一员”观,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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